岳顶山麓云盖寺

岳顶山麓云盖寺

乔文博

到花果山去，越过山门约两公里便是关庄，朝岳顶方向上行1公里许，一座小小的寺庙出现在面前，称作云盖寺。三间殿堂座西朝东，背依林木葱郁的山岗，面迎清流潺湲的小溪，溪涧旁一园翠竹摇曳可人，好一个幽深静谧的所在。且不可小觑这座寺院，古代宜阳 47处寺院中，有建修时间的仅14处，其中创修最早的竟然是云盖寺。《宜阳县志》中称：“云盖寺，在岳顶麓，晋咸宁二年建。”

咸宁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二个年号，咸宁二年即公元276年，也是司马炎建晋（史称西晋）的第11个年头。西晋是一个短命的王朝,它上承后汉三国的分裂局面,下迄所谓“五胡乱华”的十六国时期，仅仅存在了51年。晋武帝司马炎虽然取代曹魏、灭掉蜀吴，建立了统一的政权，但无论是先前的曹魏父子（曹操、曹丕），亦或后来的司马氏父子（司马昭、司马炎），均被具有封建正统观念的士大夫认为是篡权而立的“奸雄”，其政权的合法性颇受质疑。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”一句成句至今还被人们用来指斥那些居心叵测的野心家。晋武帝司马炎深知统一局面的来自不易与民心所向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其政权。政治上，确立了一整套文官制度，表现出举贤任能的姿态。经济上，实行与民生息的政策，以求恢复社会经济、稳定社会秩序。思想文化上，对知识分子和各宗教派别的掌控也表现出相对的宽松与包容。在这种氛围下，武帝太康年间（280～289）甚至还出现了史称“太康中兴”的文化繁荣景象。“太康中，三张（张载、张协、张亢）、二陆（陆机、陆云）、两潘（潘岳、潘尼）、一左（左思），勃尔复兴，踵武前王，风流未沫，亦文章之中兴也。”（《诗品序》），这一时期文学上的成就，无论是诗赋、骈文、志怪小说，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一时的文化繁荣难掩长期积累的社会危机，自汉末以来频繁的政权更迭与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，造成的经济凋敝与民族矛盾正酝酿着更大的社会动乱（291年司马炎死后，爆发了“八王之乱”），不少有识之士拒绝与统治者合作，或征官不就，或隐居山林，以谈玄论道的方式消极避世。奇士孙登与“竹林七贤”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。孙登，汲郡人（今辉县），喜读《易》，弹一弦琴，好作长啸。史载其“尝住宜阳山中，有见者，知非常人，与语，登不应。文帝（司马昭）闻之，使阮籍往观，既见与语，亦不应。”后来“竹林七贤”中另一名士嵇康，也想求教于孙登，曾亲往山中追随孙登三年，临别只讨得孙登一句话：“子才多识寡，难免乎于今之世，子无求乎！”才高的嵇康果真为自己的不识人付出了代价，最终构谗下狱，被司马氏集团杀害。狱中曾写下《幽愤诗》慨叹：“昔惭柳下，今愧孙登！”(嵇康初入洛阳时曾在西门外柳下打铁，事见《晋书·本传》)孙登曾住之宜阳山，《水经注》已指明即女几山。“有道则显，无道则隐”曾是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价值观，魏晋之际，政局纷争，世事险恶，远离尘嚣的女几山无疑是他们理想的避乱之地。

差不多同一时期，高士皇甫谧和他的学生张轨也在女几山隐居。两人均祖籍安定郡（今甘肃平凉一带），后由新安迁来宜阳。皇甫谧为著名医学家，中医针灸“鼻祖”，也是历史学家，多次谢绝朝廷征召，一生嗜读如痴，著述颇丰，著有《帝王世纪》、《针灸甲乙经》等；张轨青年时期“与同郡高士皇甫谧善，隐于宜阳女几山”，晋惠帝永宁元年（301）出为凉州刺史，课农桑，立学校，保境安民，多有建树。（事见《晋书·张轨传》）西晋灭亡后，其子张寔建立的西凉政权（也称前凉，十六国之一）又存续了50余年。张轨父子为汉民族开发西北、团结边疆少数民族做出了贡献。

从孙登、阮籍、嵇康这些特立独行的传奇人物，到皇甫谧、张轨等有所建树的历史名人，这么多名士著迹女几山，说明风光秀美、环境清幽的女几山魏晋时期就已广为人知，是隐逸者的天堂，也是修行者的福地。云盖寺为什么选址于此，原因不言而喻。对此，明人王邦瑞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：“世之名都无穷、列刹相望，建寺于通都大邑，又弗若深山遐谷之幽静？盖安禅入空者，薄纷奢之交；演法谈道者，必高虚之地。”（《重修灵山报忠寺记》）西晋初年全国人口仅为700余万，远离尘寰的云盖寺，更会是人迹罕至，僧人们的生活如何维持？上引王邦瑞文章中也有一句话点明：“浮屠逃匿空门，蝉蜕尘世之外，独得以放志适体而食其力”。看来，古代的寺院既不靠鼎盛的香火，也不靠旅游者的门票，而是凭僧人们的劳动来自食其力的。云盖寺地处岳顶北麓山坳，当时应该没有人烟，有大片可开垦的土地，有丰盛的林果资源，又没有赋税之忧，只要不是“三个和尚”那样的懒汉，供养三五个僧人应该是毫无问题的。

三国、西晋时期的统治者几乎个个崇佛，晋武帝甚至还支持西域僧人竺法护在洛阳译经（如《正法华经》等）。在宫廷奉佛的影响下，民间佛教也获得了较大发展。有关资料称：“西晋时，仅洛阳、长安两京就有寺院180所，僧尼3700人。”当然，这和后来北魏都洛时仅洛阳城就有寺院1367所相比是个小数字，但是需知，云盖寺创建的公元276年，距佛教传入中国才仅仅208年（白马寺建于公元68年），佛教的发展尚在初创阶段。在洛阳不到百所的寺院中，宜阳县境内会有几所？不得而知。王邦瑞《游灵山寺》诗中称：“陵谷周秦变，沙门汉魏开。”意在说灵山寺有可能为汉魏时建立的，但这仅只是一种推测。如果按历史资料排队，云盖寺应该是宜阳境内的第一所寺院。

明代永宁人张论（万历进士，官至四川督抚）曾登岳顶，游云盖寺，写有《岳顶至云盖寺》诗，其首、尾处有句云：“天高气初肃，相拉云盖下。眷此云心人，尘埃骖野马……同舟李郭仙，太傅长沙贾。相将意已醺，飘风忘怒瓦。一斗解余醒，皆山醉吾也。寄语裁云人，此盖不可假。”张论携友而来，为岳顶山景所“醉”，又为“云盖”诗意所“迷”，于醉意朦胧中寄语：云盖寺缥缈的云盖，可是难以借人的，非亲历不能领略其美。

2017年10月（2368）